（说明：大约是上周，我写了两篇短文，阐述我对著名汉代摩崖《西狭颂》所谓碑额“惠安西表”中“表”字的考释，随之有不少人公开或私下和我商榷。最近几天，还有一位老同学传来一篇文章，说是他同学专门写的，托他转给我，表示不赞同我的看法。思之再三，我干脆把两篇短文整合修改了一下，改成论文模式，其中新写了五六千字，从词义分析方面，更加详细论证我的观点。写完这篇之后，此事就告一段落。我的看法无论大家同意与否，除非有新的证据证明我错，否则我都不会再改变。至于那种简单拿着两个字形比对，然后一口咬定自己观点正确的文章或跟帖，我不会再加回应。谢谢大家。）
《西狭颂》所谓“惠安西表”的“表”字考
□史杰鹏
《西狭颂》是东汉末年灵帝建宁四年（）的摩崖刻石，位于甘肃省成县天井山鱼窍峡，正文共字。首先简略概述武都太守李翕的籍贯履历，比如年幼就做郎官，二十岁左右就任县令，很有政绩，继而三次被提拔为郡守级别的高官，为郡中引来很多祥瑞。这些叙述只有三四十个字，接下来长篇大论，主要歌颂他自建宁三年以来，在武都太守任上的功绩，尤其赞扬其为民修复西狭栈道之事。
这块摩崖非常有名，最早著录于曾巩的《元丰类稿》[1]，之后历代都有人提及，乾嘉时期最著名的朴学大师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曾经说：“《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》，建宁四年六月立，八分书，额有‘惠安西表’四篆字，在阶州成县栈道中，摩崖。”在中国书法史上，它与陕西汉中市的《石门颂》、略阳县的《郙阁颂》同列为汉代书法“三颂”，有极为重要的地位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名人都对它有很高评价。
在《西狭颂》正文右下方，还刻有《五瑞图》，即黄龙、白鹿、嘉禾、木连理、甘露降、承露人以及相应的题榜，也就是李翕政绩引来的祥瑞。左边则是刻石题名，记载了当时一起参与刻石的十二位官吏名字和职位，其中前十位是郡守府的掾属，包括书写刻文的“从史位”下辩人仇靖，后两位是武都郡郡治所在下辩县的县长、县丞。因此，《西狭颂》也是研究东汉地方史的资料。
《西狭颂》的所谓碑额“惠安西表”四个篆字的释读，从王念孙以来，都无异议，但我怀疑，其中的“表”字释读是错误的。下面，我们分别从字形分析、词义辨析以及历史三个角度来讨论。
一
首先说文字字形。我们先看这四个字的字形图片：[2]
再看看秦汉一直到到三国初期文字“表”字的篆书写法，与最后所谓“惠安西表”的“表”字对照：
可以看出，上面所有秦汉魏时代的“表”字下部，都有一条向右下延伸的弧形笔画（图中红色箭头所指），其中张迁碑篆额的“表”字，严格地说不是标准的篆书，而接近隶体，那条向右下延伸的弧形笔画被分化成了短竖横长相连的矩形笔画。“表”字从“衣”，只要搜索秦汉魏晋时代的篆字文字编，就会知道所有的“衣”形笔画都有类似的特点，没有一个例外，它和所谓“惠安西表”的“表”下部类似“丢”形下部的圆钝形三角形的笔画，差别是很明显的。如果它不是“表”字，又会是什么字呢？
汉代的“垂”字，有一种简约的字形，其下部却往往写成“丢”形。比如“郵”字所从的“垂”：
之所以举“郵”字的偏旁为例，是因为单独的“垂”字在秦汉文字中有可能并不存在。《说文·土部》：“垂，远边也。从土声。”虽然收了“垂”字，但在目前出土的所有秦汉文字资料中，还没有发现确切的从“土”的“垂”字（当然，出土文字究竟有限，这个判断目前还不可说死），从上面所引的“郵”字，很容易看出除了字形1、3之外，其他“郵”字所从的“垂”字，最下的笔画全部写成两头向上弯曲的弧形，这正是“缶”的笔画特征。字形3是字形2的进一步变形，把弧形笔画拉直所致，并不是从“土”。至于字形1，应该是许慎创造的字形，因为标准的“郵”字篆书，都不从“垂”，而是从下图这个字：
《说文·缶部》对它的说解为：“小口罌也。从缶聲。”字的下部是“缶”，上部像“蕐”字中间的两条波浪形笔画，后来这两条波浪拉直（在古文字演变的过程中，这是很常见的），下部的“缶”形日益变成“丢”形的下部（以上面字形3和字形5为代表）。这种变化，从“缺”字的写法也可以看出来：
“缺”字从“缶”，上面“缺”字的第4个字形左边，是它的汉代草隶写法，对比第2、3两个字形，就可以发现它是从“缶”字变来的。字形4左边“缶”字上面一斜短竖再向右折的横直笔，是由“缶”字篆形上部“人”形笔画变形而来的。在汉代文字中，这种变形很常见，试看秦汉文字中的“占”字。
上面字形6，头上的“人”形笔画，在字形7中，变成了斜短竖再向右折的横行长直笔，和“缶”的变化一致，也就是草写时经常会导致的现象，这样可以帮我们理解类似的变化，其实《西狭颂》的正文隶书中，是有“郵”字的（刻文中提到了“督邮”这个官职）：
大家很容易注意到，“郵”左边的“垂”字笔画，和上面我们举的“郵”字字形略有不同，其最下的横笔，左侧还连接有一条向右上行的短折笔，这正是“缶”上部的人形笔画变过来的。与上面“缺”字所从的“缶”字不同的是，它把“缶”字中间那条横笔也省略了，省略步骤类似：
不过这条“人形”笔画，有时还会完全简省为一条直笔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“垂”字，往往不见上述《西狭颂》的“郵”字左边的那种笔画，理解这些笔画的变迁，为我们理解篆额（是否篆额还需要更确切证据，现在我们姑且认为是篆额）“垂”字写法非常重要。汉代的篆书，往往非常不标准，而是从隶书转写的（后面我们会举例），假如把上面简略的“缶”形重新篆化，就会是下面这个形状：
无疑最后的那个字形，和“惠安西表”的所谓“表”字下部就完全一样了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为什么篆额“垂”字，不采取正文的“郵”字右旁的“垂”形。首先，这个所谓的篆额到底是不是西狭颂的篆额，现在还不确定。其次，即使是篆额，篆书的写法自然不可能和隶书的一样。
总之，“缶”和“垂”的极致简化的写法，非常相似，只是最上面的笔画是“丢”形上部，还是“缶”形上部的区别。“丢”形上部一般是一条左弯或者右弯的曲笔，隶化后则往往变成了一撇；而“缶”形上部往往是人形笔画，或者斜短竖再向右折的横行长直笔。试看下面“垂”的字形：
但下部如“丢”形下部的圆钝三角形的笔画，和《西狭颂》篆额的所谓“表”字下部，是完全一致的。“垂”和“缶”作偏旁时，从传世文献来看，似乎可以共用，所以“缺”字在古书上往往写成从“垂”：
段玉裁注《说文解字》，说这种从“垂”写法的“缺”，是从“缶”写法“缺”的误字。但从目前出土文字来看，“缺”字都从“缶”，传世古书之所以会写成从“垂”，一种可能是确实有从“垂”的写法，还有一种可能是把“缶”误认为了“垂”。后一种情况，古书上有例子。《史记·黥布列传》：“遂西，与上兵遇蕲西会甀。”但《汉书·高帝纪》“会甀”作“会缶”，而《汉书·黥布传》作“会扈”。颜师古注说：“缶音丈瑞反。苏音是也。此字本作扈，而转写者误为缶字耳。音保，非也。黥布传则正作扈字，此足明其不作缶也。”可知“扈”“缶”两字在简写时，非常容易相混[3]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“缶”字最上面的人形笔画，虽然在隶化时会被拉直，或者变成斜短竖再向右折的横行长直笔。但当写字的人故意将其篆化时，很可能把人形笔画的两边向下拉伸得非常夸张，试看下面的“罂”字：
“罂”字下面从的就是“缶”，截图中两个红色箭头指着的两笔，和所谓“惠安西表”的“表”字相应的夸张笔画就非常相似了：
两者的区别有两点，一是上图“垂”的左右两弧形笔画向下拉长得比吴禅国碑的“罂”字相应的笔画更为夸张，二是后者的“缶”形没有变成“丢”的下部圆环形笔画，而是保留了“缶”的传统篆形，但下部笔画黏连在一起，好像一个“田”字，这是一种还没有完全简化的篆形。
前面我们提到，《西狭颂》正文的“”字左旁“垂”形，除了“缶”的笔画，剩下的只有“”形笔画了，这个字形其顶端也就是“垂”形篆体常见的顶部左弯（或者右弯）笔画，那么，为什么在所谓“惠安西表”的“表”字中，变成了人形笔画呢？其实这种变形也很好解释，我们可以拿类似的变形来作比较。按照《说文》的说法，“素”也是从“”的：
上面字形3的素字，上面笔画和“垂”字的某些字形一样，是向右弯曲的，但在4里，这条右弯的笔画，就变成了一条直线，和人形笔画非常相似。再比如“華（）”字，《说文》说也是从“”的，我们看“崋（華）山”的“崋”：
上面的字形1，“山”下的“”形上部是向右歪斜的曲笔，但在字形2中，上部就就变成了左右均衡的人形笔画。字形3上部则隶化成了“千”形，字形4下部其实讹误成了“年”字，但上部和拉直的“人”形相似，中间一竖还有断痕，和“惠安西表”的所谓“表”字一样。《石门颂》“年”字，上部也写成人形笔画。
“垂”字上部本来向左或者向右弯曲的笔画，经常会变成人形笔画。在隶化时则会变成“千”形，但这个“千”形有时也会写成人形笔画。因此，所谓“惠安西表”的“表”字，我将其改释为“垂”字，从字形演变的角度来说，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。
以上是我对“垂”字的字形演变情况分析，文字有自己的演变谱系，要想正确考释出一个古代文字，必须清楚它的发展谱系，这有时会和一般人的直观相违背，但它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。我的老师李家浩先生曾经对我谆谆告诫：“判断两个字是不是一个字，不能完全从图画式的角度看像不像。在古文字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：有时候两个字很像，但不是一个字；有时候两个字不像，但就是一个字。”所以，经过分析“垂”字的演变谱系，我认为所谓“惠安西表”的“表”应该释为“垂”（当然严格地说，应当释为“扈”）[4]。为了帮助理解，我拟构了这种“垂”字的演变轨迹如下：
另外有个疑点需要解释，就是“惠安西垂”的“垂”字，按理说是篆书，不应该在下部采用“丢”形笔画。因为“丢”形笔画一般出现在比较简化的隶书当中，如果改写成篆书，应该恢复其典雅的正体。但在汉代，利用简化变形的隶体将其篆化的现象极为常见。这主要由于篆书在汉代并不是通用字体，很多人对其并不熟悉，我们看现在的汉印，讹误的写法比比皆是，有些甚至错得令人瞠目结舌，这方面已经有不少学者研究[5]。研究汉印文字的，都知道秦汉玺印文字常常由汉隶转写，而因此导致错字，这种现象完全可以写几本专著。
汉代人写的篆书，往往就是根据隶书体，将其笔画曲折拉长，草草了事，也不管其是否合乎六书。许慎《说文》说：“篆，引书也。”“引”就是拉长，汉人大概认为，把笔画拉长变得曲折，就是篆书。当然，如果那个字的正宗篆体他比较熟悉，他还是会按照正体来写，但如果他不熟悉，他往往就会把自己知道的隶体笔画拉长，改造成错误的篆书，这里我们可以举“備（备）”字作为例子：
“備”字本来是“箙”的初文，表示箭壶，这从上图1、2两种字形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后来就变得莫名其妙，一点都不象形了。上图11、12、14、15两种字形是典型的隶体，但是，在汉印中，“備”的篆体却有在这几种隶体的基础上强行改造而成的：
另外，“備”字的右边还有写成从“又”从“用”的，而汉印的“備”字篆体，竟也有人毫不犹豫就加以改造，试看胡司琪的归纳[6]：
这些篆体无疑都是不合六书的，就是因为书手不熟悉篆书，只好想当然根据隶书的写法篆化，从而造成大量的错别字。这种现象，在东汉极为普遍。许慎在《说文解字叙》里，就专门提及当时的儒生大多不懂文字结构，“诡更正文，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，变乱常行，以耀于世。诸生竞说字解经谊，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，云父子相传，何得改易。乃猥曰：马头人为长，人持十为斗，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，至以字断法，‘苛人受钱’，‘苛’之字‘止句’也。若此者甚众。”可谓触目惊心，这也是激发他撰写《说文解字》的原因之一，只有把字形分析清楚，才能避免诸生贻误后学。徐铉注《说文解字序》也说，当时“隶书行之已久，习之益工，加以行草八分，愤然间出，返以篆籀为奇怪之迹”，可见当时文字的错讹是何等严重，不要说篆书，连隶书都变形厉害，导致廷尉都根据错误的隶书结构断案，可谓荒诞。
回到我们的主题来。“惠安西垂”的“垂”，就是书写者因为不知道“垂”的篆书写法，直接把“垂”的简化隶体笔画拉长改造而成的，正属于许慎所言“诡更正文，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”的典型。在许慎眼中，内郡官府掾吏都普遍不熟字形，何况武都郡是个边郡，人烟稀少，全郡总共才七个城，二万零一百零二户，总共八万一千七百二十八人，在这么稀薄的人口中，能选拔出素养多高的人才？明显是很不乐观的。我们现在觉得《西狭颂》书写大气磅礴，好像很厉害，其实在当时，它的撰写者仇靖名不见经传，只是个郡府小吏，其才学远不能和齐、鲁诸郡和颍川、汝南等地的儒生文人相比，他不会写正体的“垂”字，是丝毫不奇怪的。
二
接下来分析“惠安西垂”的词义。
众所周知，一个字的考释是否正确，除了字形分析之外，就是看它放在前后文中是否意思顺畅。杨树达在《积微居金文说》里说：“每释一器，首求字形之无牾，终期文义之大安，初因字以求义，继复因义而定字。”那么，我们把“表”字改释为“垂”，文义是否更通顺呢？现在进行详细分析。
以往有人认为，“惠安西表”的“表”是指一种文体，并以《汉武都太守耿君表》为证。《汉武都太守耿君表》刻于东汉熹平三年（年）四月二十日，是新任武都太守耿勋在成县的天井崖为表彰自己，下令刊刻的一块摩崖，碑额为“汉武都太守耿君表”。根据这篇表，我们知道耿勋是在熹平二年（年）上任的，距《西狭颂》刻石时间只有两年，一般认为，耿勋就是李翕的继任。《耿君表》这块摩崖主要记录了耿勋的阀阅以及在武都的诸多功绩，不像《西狭颂》主要记载具体建造栈道事迹。汉代碑刻称为“表”的甚多，现在学者一般都认同，汉代刻石的“表”是一种宣扬自己功绩的文体[7]，和传统上说的臣下给君主上奏的表，比如《出师表》《陈情表》不大一样，但得名原因却是相似的。按照《说文》的说法，“表”的本义是古代毛衣（裘）朝外有毛的一面，后来也指罩在裘衣外面的一层单衣，因为是表露在最外面的，故而得名。所以“表”的本义和引申义往往和“外面”这个词源义有关。臣子跟皇帝的上书称为“表”，本来是指臣子向皇帝“表露”内心，展示赤诚。《释名·释书契》：“下言于上曰表，思之于内，表施于外也。”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就是如此。同样，刻石留念，也是标榜、展示自己的功绩，只是向民众表露。不过“表”这种文体后来不断发展，凡论谏、请劝、推荐、庆贺，都可以称表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《西狭颂》按其内容来看，称为“表”也不是不可以，但问题出在“惠安西表”这句话意思有问题。“惠安”是联合式动词，“惠”指施加恩惠，“安”指安绥，大概典出《尚书·皋陶谟》：“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。”这句话比较有名，东汉人经常称引，比如《后汉书·顺帝纪》：“比蠲除实伤，赡恤穷匮，而百姓犹有弃业……《书》称‘安民则惠’。其令冀部勿收今年田租、刍稿。”《后汉纪·光武皇帝纪》载欧阳歙《下教论繇延功》：“西部督邮繇延，天资忠贞，禀性公方……《书》曰：‘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。’盖举善以教，则不能者劝。”都是指给百姓实施恩惠，《西狭颂》正文提及太守到任后，督邮几乎不出郡府，朝中清净无为，庄稼年年丰收，公私殷实，粟麦每斗只有五钱，可谓政绩惊人，完全当得起“安民则惠”这句经典。
“惠安”这类联合式动词，词序可以颠倒，比如汉《斥彰长田君碑》曰：“安惠黎仪，伐讨奸轻。”类似意思的词还有“惠恤”，《三国志·魏书·陈群传》：“陛下当盛魏之隆，……唯有以崇德布化，惠恤黎庶，则兆民幸甚。”其中“惠恤黎庶”的“惠恤”相当于“惠安”。“恤”有“安”义，《汉书·韦贤传》：“不遂我遗，恤我九列。”颜师古注：“恤，安也。”还有“惠抚”，《隶释》卷六载《国三老袁良碑》：“昔掌符竟，惠抚我民。”《说文·手部》：“抚，安也。”可知“惠恤”“惠抚”与“惠安”同义。其他以“惠”为动词的动宾式词组也非常多，如东汉末年《复华下民租田口算状碑》：“瀸润宿麦，惠滋黎庶。”《后汉书·桓帝纪》：“庶望群吏，惠我劳民，蠲涤贪秽，以祈休祥。”
但这些联合式动词后面所接，全部都是名词，无一例外，因此“惠安”后面两个字，一定也是名词。如果所谓“惠安西表”的“表”是一种文体，那么“惠安”所施加的对象，只能是“西”这个字。但这样以来，意思就非常别扭了。“西”到底指哪里呢？古书上还找不到“惠安西”这样的说法。据学者研究，东汉时期出现的新词多是双音节词，更讲究音律，如果“惠安”是一个双音节词，它应该后接一个双音节名词，读起来才有节奏感，因此，所谓“西表”两个字，应该也是一个名词性词组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有人把“西表”解释为西方。比如李樯曾经说：
按字义解释，“惠”是慈惠，是给予好处；“安”是安定、安宁、平安之义；“西”是方位；重点在这个“表”字上，“表”在此处是外的意思，如形容山高为“高插天表”的“表”，是《尚书·立政》中“方行天下，至于海表”的“表”，是中国禅宗三祖僧璨《信心铭》中“极大同小，不见边表”的“表”。又，峄山五华峰有“五华天表”四字，“表”字即此意也。“表”字的这个用法现在已经比较生僻了，所以特别地“表”而出之。“惠安西表”四字连贯起来就是给予西方边徼之地（西表）以惠爱，使之安宁、平安。据此，“惠安西表”四字，显然不能概括这篇摩崖刻文的内容，只是一个题辞，并且题辞所颂扬的范畴，也超出李翕开天井山栈道的这一方面，而是对李翕任武都太守政绩的全面肯定。因此，认为此四字是此颂文的题目是不对的。[8]
所谓的“惠安西表”四个字，到底是不是《西狭颂》的碑额？从汉碑碑额的普遍情况来看，碑额一般都会言及主人的名字，比如前面提到的《汉武都太守耿君表》，以及东汉永和六年（）《冀州从事冯君碑》，汉安二年（年)《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》，延熹元年（年）的《郎中郑固碑》。哪怕是非人格的主体，也会在碑额中体现，比如东汉延熹八年(年)《华山庙碑》，光和六年（年）《白石神君碑》，像“惠安西表”这样完全不涉及碑刻主人的情况，目前似乎还未见到，当然，这四个字确实又和《西狭颂》的内容相关。在能找到更多的证据之前，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，只能暂时搁置。李樯断然否认词四字为篆额的看法，还难以成为定论。至于他把“西表”解释为“西方边徼之地”，从内容上来看，是很有道理的。只是对“表”字意思的理解是否精确，还值得商榷。
前面我们说过，“表”的词源义是“外面”，因此，古书上提到“×表”的“表”，大多应该训为“外”。比如“江表”，是指从北方视角，长江之外的吴地。又《盐铁论·未通》：“周公抱成王听天下，恩塞海内，泽被四表。”以“海内”和“四表”对文，可以看出“四表”其实指国境之外。古代帝王喜欢吹嘘自己的德政不但惠及国内百姓，还流传外国。《汉语大词典》收有“海表”一词，注释为：“古代指中国四境以外僻远之地。”并引《尚书·立政》：“方行天下，至於海表，罔有不服。”清孙星衍疏：“溥行天下至於海外，无有不服。”又班固《典引》：“仁风翔乎海表，威灵行乎鬼区。”都把“海表”训为“海外”，而不是“海内”。后世古人也是这么理解的，比如王安石《谢赐历日表》：“正朔所加，外通乎海表。”如果我们把“西表”解释为“西部之外”，明显词义不通。
《汉语大词典》还收录了“海垂”，注释为：“海边。”又引汉刘向《说苑·奉使》：“彼越亦天子之封地也，不得冀兖之州，乃处海垂之际。”又有“海裔”，与“海垂”相近，常形容边远之地。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“游於江潯海裔。”“裔”和“垂”都是指“边缘”，《説文·衣部》：“裔，衣裾也。”徐鍇《系传》：“裾，衣边也，故謂四裔。”《方言》：“裔，末也。”《国语·晋语》：“延及寡君之紹續昆裔。”韦昭注：“裔，末也。”都是指某物的“末端”，但依旧属于某物；而“表”一般指某物之外，不属于某物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裔、方、外、旌，表也。”“裔”和“表”也互训，貌似相同，但其实只是笼统地说两者算近义词，具体分析则有区别。
就汉魏时代的文献来看，“表”在当时的搭配都和“外”有关。比如“方表”。《后汉书·和帝纪》：“文加殊俗，武畅方表，界惟人面，无思不服。”以“殊俗”与“方表”对称，无疑“方表”也指方外、外国。《史记·文帝纪》：“朕既不明，不能远德，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。”就直接称“方外”。《水经注·温水注》有“徼表”：“浦西即林邑都也，治典冲，去海岸四十里。处荒流之徼表，国越裳之疆南，秦、汉象郡之象林县也。”说的是林邑国的都城典冲，位于“徼表”，“徼”指边境，“徼表”就是“徼外”，林邑曾经是武帝经营的象郡象林县，在三国时早就独立建国了，属于境外（今属越南）。又有“世表”。嵇康《与阮嗣宗书》：“若变通卓逸，行得天符，言发恍然，邈在世表，则将为吾子谢物输力。”说的是在尘世之外。还有“藩表”。《三国志·魏志·公孙渊传》：“渊遣使南通孙权，往来赂遗”裴松之注引三国吴韦昭《吴书》：“自先人以来，歷事汉魏，阶缘际会，为国效节，继世享任，得守藩表，犹知符命未有攸归。”吴国向魏国自称“藩表”，是因为它不在魏国境内。《魏志·公孙度传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：“郡在藩表，密迩不羁，平昔三州，转输费调，以供赏赐，岁用累亿，虚耗中国。然犹跋扈，虔刘边陲。”内容是公孙渊的大司马长史臣郭昕、参军臣柳浦等七百八十九人上书给魏国朝廷，为公孙渊辩解，里面提到公孙渊所辖之地位居“藩表”，即指在魏国国境之外，又说郡外蛮夷跋扈，侵犯“边陲”，则指国境之内，两者区别是很明显的。另有“城表”，《魏志·齐王芳纪》：“恪遣马骑寻围迹索，得像还……将绕城表。”“城表”亦指城外。
而“方垂”则指边地。晋袁宏《后汉纪·顺帝纪二》：“卿诸人积年为害，一旦解散，方垂荡然，当条名上，必受封赏。”“方裔”也一样。《后汉书·列女传·曹世叔妻》：“以方垂未静，拒而不许。”《晋书·张寔传》：“羯逆滔天，朝廷倾覆，肃宴安方裔，难至不奋，何以为人臣！”“方表”和“方垂”的意思显然有差别。东汉时代，也习惯用“垂”字来代指边境，《后汉书·冯衍传上》：“四垂之人，肝脑涂地，死亡之数，不啻太半。”但没有用“表”来代表边境的说法。
从词语搭配上来看，在我们搜索的句例中，汉魏时代，“表”字前面都是接具体的自然地域和自然风物，比如江表、海表、林表，或者接“方”，从不接东、西、南、北四个字[9]，但“垂”和“裔”经常和方位词搭配。比如《汉书·匈奴传赞》：“其与中国殊章服，异习俗，饮食不同，言语不通，辟居北垂寒露之野。”《后汉书·公孙瓒传》：“前此有童謡曰：‘燕南垂，赵北际，中央不合大如礪，唯有此中可避世。’”《后汉书·东夷传·高句丽》：“遂成死，子伯固立。其后濊貊率服，东垂少事。”陈琳《为袁绍檄豫州》：“故躬破於徐方，地夺於吕布，彷徨东裔，蹈据无所。”陆机《赠顾交趾公贞》诗：“发迹翼藩后，改授抚南裔。”王粲《迷迭香赋》：“扬丰馨於西裔兮，布和种於中州。”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“以变北狄”裴駰集解引汉马融曰：“北裔也。”
尤其是西垂，史书常见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：“至周之衰，秦兴，邑于西垂。”是指秦国在西边建国（也写作“西陲”）。一般认为，因此就用为地名，周宣王曾命秦庄公为西垂大夫，这个西垂，即后来汉代所设置的西县，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南。西垂有秦国的宫殿，《水经注卷二十·漾水》：“西汉水又西南合杨廉川水，水出西谷，众川泻流，合为一川，东南流经西县故城北。秦庄公伐西戎，破之。周宣王与其先大骆犬丘之地，为西垂大夫，亦西垂宫也。王莽之西治矣。”可见这是个很有名的地方。《西狭颂》摩崖位于甘肃省成县天井山鱼窍峡，离天水县极近，因此，“惠安西垂”的“西垂”，既可能是虚指西边，也可能是实指“西垂”这个古邑。总之，从东汉史料和用词习惯来看，“西垂”都比“西表”要更加合适。
总之，“表”和“垂”词义有别，“表”主要指“外面”，“垂”主要指“边缘”。“表”一般和“内”对称，但“内”不可和“垂”对称。在汉魏时代，“表”从不和方位词搭配，而“垂”和方位词搭配的情况却数不胜数，显然是汉人的习用词汇搭配。从这两个方面来看，“西表”这个词都远不如“西垂”合适。尤其是“西表”这个词古书上根本不曾出现，虽说这不能当成释字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，但不可否认，一个辞例在古书上完全没有踪影，其可靠性是要大打折扣的，也是研究者都心知肚明的。
余论
东汉政权长年和西羌进行战争，有关史实，《后汉书》中记载数不胜数。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：“永寿元年，校尉张贡卒，以前南阳太守第五访代为（护羌）校尉，甚有威惠，西垂无事。”永寿元年是公元年，当时桓帝在位，离西狭颂刻石的年代只有十几年。武都郡也是和西羌常年进行战争之处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：“十三年，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，杀长吏。”汉安帝元初元年（）九月，“先零羌寇武都、汉中，绝陇道。”汉顺帝阳嘉三年（）十一月，“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，驱略人畜。”汉顺帝永和五年（）九月，“且冻羌寇武都，烧陇关。”因此，武都郡在当时地理位置属于不折不扣的边郡，加之又和秦古邑西垂很近，称为“西垂”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
刻石所歌颂的武都太守李翕，就是与武都郡相邻的汉阳郡阿阳县（今甘肃静宁附近）人，这类边地出生的人，一向擅长骑射。著名的权臣董卓，就是陇西郡临洮人，自幼生长边地，和附近的羌人有深厚友谊，但也因此熟悉羌人战术，长大后担任东汉政府郡职，曾和羌人进行过上百次战斗，也曾在洛阳皇宫做过郎官，积累军功，逐渐壮大。李翕应该也是如此，据西狭颂，他曾经在弘农郡渑池县做县令，弘农也算是准边地。据《后汉书》，他曾经担任安定属国都尉，估计自此常年为边将，延熹四年（年），因为“多杀降羌”，过于残酷，被巡行边地的使持节中郎将皇甫规举奏免职。但十年后，却升任武都太守，而且接连在郡境内刻了《西狭颂》和《郙阁颂》，歌颂自己爱护百姓，自称可以和西汉著名循吏蜀郡太守文翁媲美。文翁以兴文崇儒闻名，李翕却因杀戮俘虏被免职。他刻《西狭颂》自我称誉时，在任只有一年零四个月，怎么可能创造他刻文中所见的那些政绩，那些肉麻的话，有多少真实性，就只有老天知道了。
注释：
[1]有人论文介绍这通摩崖，说它最早著录于欧阳修的《集古录跋尾》，这是不对的。《集古录跋尾》卷三只记载了李翕刻于建宁五年的《析里桥郙阁颂》，曾巩在《元丰类稿》卷五十“金石录跋尾”的“汉武都太守漢陽阿阳李翕西狹頌”条目中，叙述了刻文的内容，订正了欧阳修把“李翕”误为“李会”的错误，并感慨求真之不易。但他自己的叙述中，也有不少错误。比如他说:“颂有二……其一立于建宁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，其一，其一六月三十日立也。”似乎《西狭颂》有两块，另一块被毁。但这段话大可怀疑，首先，两块铭文都立于建宁四年六月，可能性有多大？如果其中一块被毁，怎么可能壁上毫无遗迹？其中一块立于六月十三日，另一块立于六月三十日。十三和三十，只是互相颠倒，过于巧合。检朔历表，建宁四年六月只有二十九日，没有三十日，可知曾巩之失。第三，曾鞏記中所引刻文：“数有颠覆霣隧（坠）之害，乃与功曹吏李旻定策筴，勅衡官掾仇审治东坂，有秩李瑾治西坂，鐉烧大石，改高即平，正曲广阸。既成，人得夷涂，可以夜涉，乃相与作颂刻石。”这些内容大多见于《西狭颂》，但其中“與功曹吏李旻定策，勅衡官掾仇審治東坂，有秩李瑾治西坂”这几句，问题很大，其中李旻其人见于《西狭颂》题名，官职是“议曹掾”，而非“功曹吏〈史〉”。假如李旻在题名时迁换了官职，以他为太守定策修阁的功劳，也不该从“功曹史”迁为“议曹掾”，因为众所周知，“功曹史”是郡之“极右”职，比“议曹掾”要尊贵得多。“衡官掾仇審”“有秩李瑾”都见于《西狭颂》：“敕衡官有秩李瑾、掾仇审因常繇道徒……”，是李翕命令实际操办工程的两个人，只是没有提到一个治东坂，一个治西坂的说法。从曾巩前面叙述多有错讹的情况来看，颇疑这几句都是曾巩臆说。有学者相信曾巩这些叙述，恐怕是值得商榷的。
[2]照片来自蔡副全：《〈西狭颂〉摩崖现状考》，《文博》第4期。
[3]王念孙说：《説文》：“，艸木華葉，象形。”“垂，遠邊也。從土，聲。”“扈，小罌也。從缶，聲。”隷書“”“垂”“扈”三字多書作“”。凡漢碑中作“”、作“”者，皆“扈”之省文，非“垂”之省文也。实际上王念孙注意到了秦汉文字中还没有确切无疑从“土”的“垂”。王这段话见《读书杂志》“武梁石室畫象三石”一节。
[4]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里曾经提到，《墨子·城守篇》里的“望見寇，舉一垂。入竟，舉二垂；狎郭，舉三垂；入郭，舉四垂。狎城，舉五垂。夜以火，皆如此。”其子王引之认为：“垂”义不可通，“垂”当为“表”，上文言候者各立其表，則此所舉者皆表也。并据隶书，称“表”“垂”两字相似，似两字确有相误可能，但此说亦无确证，姑记于此。王说见《读书杂志》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年7月第一版。
[5]参看陈世庆：《汉代石刻篆书研究》，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年。指导老师：徐在国教授。
[6]胡司琪：《秦汉玺印文字形变研究》，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年。指导老师：魏宜辉教授。
[7]具体参看孙梓辛：《汉晋间“表”的形制、使用及变迁——兼论汉代的表墓风气》，《文史》年第一辑，71-95页。孙氏此文认为“惠安西表”的“表”也是表彰、旌显之义，但表彰、旌显“西”这种不够通顺的情况，他没有解释。
[8]李樯：《“惠安西表”不是〈西狭颂〉的题目》，《青少年书法：少年版》年第8期。
[9]不过《左传·襄公三年》里出现过“东表”一词：“孟献子曰：‘以敝邑介在东表，密邇仇讐，寡君将君是望，敢不稽首？’”说的是鲁国国君去朝见晋国，对着晋国国君稽首，晋国执政智武子是天子还在，晋国国君不敢受此大礼。孟献子是鲁国的相礼者，解释说：“因为我们国家位于东表，和贵国的仇国（齐、楚、吴）靠得很近，我们国君就靠你们国君保护了，怎么敢不稽首？”这里的“东表”等于晋国的境外，和“东垂”都指境内边疆之地不同。《书·尧典》：“宅嵎夷。”孔传：“东表之地称嵎夷。”孔颖达疏：“青州在东，界外之畔为表，故云东表之地。”也说的很清楚，就是指国境之外。